明朝嘉靖年间，出了很多牛鬼蛇神，但才子佳人也数不胜数，包括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海清天”海瑞，等等。今天要讲的这个人相比起他们的能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是明朝历史上能力值最强的人，他就是文武全才唐顺之。 从小唐顺之就像是拿着爽文剧本一样，他的父亲唐宝，是知府级别的官员，和当时的内阁首辅（大致相当于宰相）杨一清关系很好。“顺之生有异廪。稍长，洽贯群籍。”唐顺之颇有天赋，从小聪明异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博览了众多的文献典籍。在二十三岁时，他参加了嘉靖八年(1529)的会试，荣登榜首，以进士资格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殿试结束的时候杨一清当场打算内定他为状元，但唐顺之说“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言外之意是你别因为和我父亲关系好，就点我为状元，就这么地把成为全国第一的机会给推了。杨一清提拔唐顺之除了有拉拢朋党的考虑之外，也是对唐顺之真才实学的肯定。可唐顺之不阿附权贵，放弃了这一捷径。杨一清因此恼怒于他，判卷的时候就将唐顺之的卷子放在了一甲第三，后来又降为二甲第一（全国第四）。但皇帝嘉靖阅卷之后，朱批“条论精详殆尽”、“公虽首二甲，二甲之有御批自公始”，可见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也有说是他本就考中了第一名，但杨一清提前告诉他让他认为有鬼，后朝廷决定让他成为探花或榜眼，但唐顺之就是不同意，最后实在没辙，朝廷给他安排在了全国第四名） 1529年，唐顺之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但嘉靖突然不按套路出牌了，将大学士们选取的庶吉士全部罢免，下放到部院衙门，让他们在各部实习。 庶吉士本为为明代最清贵之官，突然落差这么大，许多人因此心生抱怨，但唐顺之泰然自若。大学士张璁是唐顺之会试的主考，当时将这种主考官称为坐师，因师生关系，加上张璁很欣赏唐顺之，就想通过关系将他留在翰林院继续当清贵之官，但唐顺之又拒绝了走后门，坦然接受了去兵部武选司任职的命运。 可职场上的唐顺之却并不顺利。由于与武选司同僚难以相处，唐顺之便借病请假。当时唐母跟随唐父去信阳任职，在天津坐船的时候，唐母病逝。唐顺之因此丁忧。1532年，唐顺之除服复官，改为吏部辑勋主事，不久升为考功司主事。但在吏部，唐顺之依旧特立独行，和同僚多有矛盾 ，1535年，唐顺之又生退隐之意，便不接受封赏，并借病辞职。此时坐师张璁想要再次笼络他，可唐顺之耻于依附大礼议的张璁。唐顺之的多次拒绝，扫了张璁的面子，张璁与唐顺之的嫌隙更深了。最终经张璁于内阁拟票（当时张璁是内阁首辅），唐顺之被罢归，永不录用。 在家期间，唐顺之侣鱼虾而友麋鹿。过了一段时间的田园生活，朝廷再次推选唐顺之做官，任春坊右司谏。但这时期的嘉靖帝已经开始沉溺于炼丹修道，唐顺之对此忧心不已。当年冬天，唐顺之等人拥戴太子接受百官正月的庆贺。嘉靖闻之大怒，想着我还是皇帝呢，你让我儿子接受什么朝贺，认为唐顺之等人要逼嘉靖禅让，于是将唐顺之等人尽数罢免。 这次罢免可谓是促成了完全体的唐顺之。原本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的他看到倭寇在沿海地区烧杀抢掠，看到百姓朝不保夕而痛心疾首，他下定决心修炼兵法和武术，立志要将倭寇赶出大明，结果近四十岁的他，将杨家的心意六合枪练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地步 据《明史》记载，在严党弄权的背景下，唐顺之和好友罗洪先有过商量，罗洪先劝他抛弃个人名声小节，要为天下做些事。“向已隶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处士。” 嘉靖三十五年，严嵩的义子赵文华举荐唐顺之复官，唐顺之害怕自己被认为是严嵩的人，果断以服丧为由拒绝，严嵩命人恐吓他，唐顺之便询问身边的人，罗洪先说你能力那么强，为什么不为国效力，来平定眼前的倭患 唐顺之如醍醐灌顶，毅然决然的出山，即使他被贴上严党的标签。嘉靖三十七年唐顺之出山，去浙江视察军情，一路上清理弊端、严肃纪律，到达浙江后他跟胡宗宪共同讨伐倭寇，唐顺之立下军令状“一月贼不平请拿将官，三月贼不平请拿郎中” “顺之以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纵使登陆，则内地咸受祸”见过百姓被倭寇残害的他建议胡宗宪主动出击，在海上击迎击倭寇，避免让倭寇登陆，减少百姓的损失。为了消除士兵畏惧海战的心理，唐顺之身先士卒，亲自提刀砍杀倭寇。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唐顺之在崇明水域一战歼敌十三艘战船，消灭大量的倭寇，缴获战利品无数 传说，倭寇因为害怕唐顺之的才能，便派出刺客来刺杀唐顺之。刺客悄悄潜入唐顺之的房间，发现唐顺之正在写字，便扬刀向唐顺之看去。电光火石之间，只听“嗖”的一声，刺客应声而倒。对，唐顺之用毛笔反杀了刺客，虽说有一些神化的成分，但也足以说明唐顺之武功造诣之高。（这个是故事，并非是真的） 许多影视剧作品说唐顺之是俞大猷的枪术师傅，此事真假难辨。但戚继光《纪效新书》有所记载，唐顺之的确曾指点过戚继光枪术。此外大名鼎鼎的鸳鸯阵的雏形也是唐顺之提出的。唐顺之的《武编》有“秘战第七”鸳鸯伍阵法，这就是鸳鸯阵的雏形。“秘战者，即新名鸳鸯阵之谓也”。由此推断，唐顺之的确对俞、戚二人的武术、战法有一定的影响。 嘉靖三十九年即公元，唐顺之在前往剿灭倭寇的路上，于通州病逝，享年53岁。“崇祯中，追谥襄文。”崇祯中年，追赠唐顺之“襄文”谥号。可见唐顺之对于一个朝代影响之深。 唐顺之可谓是明朝的斜杠青年，《明史》中记载“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他是军事家、散文家、数学家、武术家、兵法家、军事家、儒学大师、古文大师、还是抗倭的民族英雄。就算是放在整个五千年历史的全能型人才中，也是非常强势的存在。他创造自己的八股文体，为后人借鉴古文写作的方法，打破八股体式丰富八股文体结构指出了具体门径。（初中历史课本上严厉批评八股文扼杀文人的创作思维在他这块找到解药了哈）。并且精通弧矢割圆术、著有《勾股弧矢论略》、《勾股六论》等数学著作等等。 其实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明朝嘉靖时期是一个很乱的时期，党派之争泛滥成灾，那咱就来讲讲党争。 咱们先讲讲唐顺之时期前后的党争（仅为雏形，并未形成成熟的利益集团） 起点：大礼仪事件 嘉靖以藩王身份继位，想追封生父兴献王为帝，张璁等少数官员公开支持他，和杨廷和、杨慎带领的护礼派文官爆发口水战。最终嘉靖靠廷杖、罢官等手段清洗反对者，杨廷和辞官、杨慎被流放云南，文官群体第一次因为站队彻底撕裂，“站队优先于道义”的风气开始蔓延。此时唐顺之还在青年求学阶段，他拜入王阳明的核心弟子欧阳德、王畿门下学习心学，完全没有卷入朝堂的大礼议纷争，但心学“知行合一”的理念，也为他后来始终不肯依附派系站队埋下伏笔。 张璁靠大礼议的拥立功劳入阁为首辅，大力提拔同僚好友，全面清洗护礼派余党，朝堂上第一次形成了明确的利益派系，党争的雏形正式显现。这段时间内，嘉靖八年唐顺之考中会试第一，正式踏入仕途。此时张璁带领议礼派掌权，想拉拢这位新科状元加入自己的派系，唐顺之不愿战队，直接被张璁找借口削职，贬回原籍，这是他第一次被明朝党争波及。 夏言因为擅长写嘉靖痴迷的青词、政务能力突出，获得嘉靖宠信，取代张璁成为首辅。他性格刚正，打压依附议礼派的贪腐无能官员，一度让朝堂风气有所好转，但他傲慢的性格得罪了严嵩等各路群臣，导致了派系之间的矛盾开始重新激化。而在夏言取代张璁成为首辅后，唐顺之被短暂召回京城，但他看不惯朝堂上的派系林立斗争，不久就以生病为由辞官回乡，隐居读书、研究心学和军事，完全不掺和夏言和其他派系的争斗。 严嵩害死夏言掌权后，想借重唐顺之的名声，多次请他出山做官，唐顺之都坚决拒绝。直到东南倭寇大乱，徐阶等反严派系暗中举荐他，唐顺之才以“抗倭”为理由重重新出山，和戚继光、俞大猷一起平定倭寇，全程不参与严党和反严派的内斗，只专注于抗倭。 唐顺之在抗倭任上积劳成疾，54岁病逝于抗倭的战船上，没能亲眼看到后来徐阶扳倒严党的大戏。他是嘉靖朝党争里少有的清流异类，身处派系林立的漩涡中心，却始终不站队任何一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救国上。 咱们再看看明朝的党争<size=99>【党争】</size> 明朝的党争是明朝中后期官僚集团之间的派系斗争，围绕权力争夺和政见分歧展开，对明朝的灭亡有重大的影响，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朝臣吵架，更像是皇权失衡下的权力之间的内耗。 （1）党争的由来与发展 党争起始于万历皇帝，万历皇帝因国本之争，想废长立幼，和群臣僵持不下，然后就不再上朝，怠政躲了几十年，等于是放任派系做大。 在万历时期，在立太子这件事上，东林党支持朱常洛，被齐楚浙等地方派系攻击而逐渐激化，形成了初步的派系对立。 而在天启时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掌权，东林党遭到了大规模的镇压，阉党借“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三大案来清除异己，把政见分歧彻底演变为了了你死我活的政治迫害，自此党争彻底走向不可调和阶段。 后来，崇祯皇帝登基后，虽然铲除了阉党，但党争的惯性已经形成。东林党重新上台后，和各路党派争得不可开交，哪怕是亡国危机，也是先站队再议事。这也难怪于崇祯在李自成打进北京时，喊着“群臣误我”了。 （2）主要派系 东林党：以江南士大夫为主，大多是文官，初期反对宦官专权，以讥讽实事出名，后期也逐渐沦为江南利益集团的代表，排斥异己。 阉党：依附宦官魏忠贤的官僚集团，在朝中分布极广，迎合皇权、打击异己，政治腐败。 齐楚浙党：以地域划分的官僚派系，初期众党派联合对抗东林党，后期多依附于阉党。 （3）危害 「官僚体系异化，朝廷规则崩坏」 官员选拔不靠能力政绩，只看派系归属——阉党上台就全换阉党，东林上台就全换东林党，哪怕是奸臣，只要站对队就能升官，能臣站错队就必死。到崇祯末年，朝堂上全是精于钻营的政客，没人愿意干实事。 明初朱元璋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对朝廷官员即京官考核称为"京察"，对地方官考核称为"外察"。作为一项干部考核制度，对于奖勤罚懒，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当了吏部考功主事后便在"京察"上做了手脚，以个人情感公报私仇，排除异己，使"京察"制度失去了公正性。此后被一些急功近利者利用，只要谁掌权，就用"京察"打击对方，是非不分。明朝后期士风败坏、官员无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此。 「决策机制被扭曲」 任何政策都先站队再讨论。所有人都把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只要是敌对党派的政论，无论正确与否，都会遭到漫天的抨击，最终事情也因无法获得及时的反馈而更加严重。 崇祯除掉了阉党后，东林党迅速复兴，占据了朝廷的各要害部门，可执政的东林党并没有力挽狂澜的治国才干，更没有取得起死回生的治国业绩。他们把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来换取自身所在集团的利益。明末熊廷弼颇有将才，一度使辽东的努尔哈赤不敢轻举妄动，但熊廷弼是个粗人，不懂得怎样处理人际关系，以致于得罪了东林党而被撤换，而改由东林党人袁应泰顶替他。袁应泰只是个擅长修水利的专家，对战事一窍不通，结果辽东多地失陷。 「将帅动辄得咎」 前方将领打仗，后方派系就盯着找错，打胜了抢功，打败了追责。孙传庭本来死守潼关，崇祯逼着他出战，孙传庭战死之后，阉党还说他“拥兵不前”，一代名将最后连抚恤都没捞着；袁崇焕守住宁远，但却因为阉党余孽一句“意图谋反”，就被皇帝凌迟处死，辽东防线直接崩溃，这也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党派支配税收，政权财政破产」 东林党背后是江南工商业，在党争获得阶段性胜利后，直接取消了工商税、海税，把所有维持国家运行的税收负担都压在西北农民身上——江南一亩地只收几钱税，西北一亩地要收好几两。而明朝后期战乱不断，打仗需要军费，收不上江南的税，崇祯只能不断加派“辽饷、剿饷、练饷”，西北刚好遇上天灾，农民没饭吃，只能跟着李自成造反，形成“越加饷越造反，越造反越要加饷”的死循环，最终财政彻底崩盘，民心涣散。 参考文献：《明史》 《万历十五年》 张慧琼《唐顺之生平考》